对于重大的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运用怎样的方法?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诚然可以借鉴企业进行风险评估的一系列方法，因为目前企业的风险评估方法相对成熟，经验也相对丰富。然而，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其宗旨，它们的风险评估考虑的主要是自身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和不确定性;即使涉及非经济利益的风险，其目的也往往是担心由此失去了以往的“客户”，从而最终还是导致其经济利益受损。而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主要是考虑社会稳定和民众拥护方面的风险，或是担忧侵犯了民众的利益而失去民心和政府的公信力。由于进行风险评估的目的不同，所以不能完全照搬企业风险管理的评估方法。

　　例如，2003年发生“‘12.23’重庆开县井喷事故”，最终造成243人死亡，在事后进行责任调查时，首当其冲的是中石油的安全管理制度，其操作规程明确规定：当井喷发生以后，要避免火种的接近，以保护井口和设备。⑧ 如果仅从中石油企业管理的视角出发，这项风险政策无疑有助于保护中石油的财产设备;但如果跳出中石油的立场，这项政策是导致井喷迟迟不能点火、有毒气体大量泄漏、最终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中石油缺乏对当地民众的危险告知和逃生知识的教育，也是其风险政策仅限于企业内部的典型表现。2008年的“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和2009年发生于成都的“公交车自燃”事件均属此类。

　　由于重大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一件新事物，其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这里不可能系统阐述。值得指出的是，应当认真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和健全法治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包括舆情民意调查、听证会、相关利益群体协商、充分利用各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作为载体、经济补偿等等，都可以结合我国国情，大胆进行试验。